元朝享国祚不及百年，其迅速衰亡常被归结为统治残暴、阶级压迫等"人祸"。然而，若深入剖析，便会发现其统治结构深处埋藏着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"死结"，这或许比任何单一的政策失误都更具毁灭性。
大德十一年正月，元成宗铁穆耳驾崩，皇太子早夭，帝位悬空。皇后卜鲁罕联合左丞相阿忽台，图谋拥立信仰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登基。
彼时，右丞相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，封锁府库，称病拒不回家，对卜鲁罕的数道旨意一概置之不理，只守在中书省，等待远在漠北的武宗海山兄弟。爱育黎拔力八达抢先在大都发动政变，铲除卜鲁罕与阿难答，海山则率三万大军南下，兄弟二人合力夺得大位。
同年五月，海山在上都即位，是为元武宗，并立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，约定兄终弟及、叔侄相传，史称"武仁授受"。
这个盟约，在权力面前撑不过几年。至大四年（1311年），武宗海山病逝，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为仁宗。仁宗起初颇有作为，延祐元年（1314年）恢复科举，是元朝建立43年后第一次正式开科取士。
然而这场科举，从一开始就写满了不平等。
蒙古人与色目人只考两场，汉人和南人须考三场；答卷字数，蒙古人五百字即可，汉人南人须逾千字；放榜时，蒙古、色目列"右榜"，汉人、南人另列"左榜"，授官品秩起点亦低一至两级。
乡试名额虽四等人各占75名，然蒙古、色目人口远少于汉人南人，录取比例实则悬殊。元朝后期五十余年，进士总数不过千余人，仅占文职官员总数的4%左右，而中书省丞相"必用蒙古勋臣"，枢密院长官终元一代无一汉人南人。
数百万有文化素养的汉人精英，面对的是一堵看得见顶的墙。
仁宗在继承人问题上没能守住盟约。延祐三年（1316年），仁宗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，武宗长子和世㻋被封周王，随即被迫迁往云南，途中旧臣谋叛事败，和世㻋出走金山流亡海外。
仁宗死后，硕德八剌即位为英宗，力推汉化改革，却于至治三年（1323年）在"南坡之变"中被蒙古守旧派权臣铁失刺杀于营帐之中。
此后，镇守漠北的晋王也孙帖木儿继位为泰定帝，泰定帝死后，大都与上都分别拥立不同人选，双方大打出手，史称"两都之战"。这场内战持续两月有余，元廷财力几近耗尽，"帑藏空虚，生民凋瘵"。
内耗之下，黄河说泛就泛。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，元廷强征十五万民夫治河，民怨已积无处发。白莲教首领韩山童与刘福通预先在河道旁埋下一尊独眼石人，背刻"莫道石人一只眼，此物一出天下反"。石人挖出，消息传遍大河两岸，人心沸腾。
韩山童、刘福通随即在颍州聚众誓师，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，当为中原之主。然而事泄，韩山童被捕遇难，刘福通突围后重举义旗，因头裹红巾，世称红巾军。
十余天内，队伍从数千人暴涨至十余万，攻克颍州、亳州、汝宁府等地，各路义军闻风纷起，郭子兴、徐寿辉相继举事，其中就有后来投奔郭子兴的朱元璋。
至正十五年（1355年），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至亳州，立为"小明王"，建国号"大宋"，年号"龙凤"，矛头直指大都。红巾军一路北伐，一度逼近距大都百余里处，元廷上下震动。
这把火，烧的不只是黄河两岸的荒野，烧的是一个从建立之初就拒绝让绝大多数人归属其中的政权。
当"恢复中华"的旗帜升起时，那些在"四等人"框架下压抑了几十年的汉人与南人，感受到的不仅是对苛政的愤怒，更是积年的屈辱找到了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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